唐宋时期的“登州”,在文献中也有“文登郡”的称谓

2022-06-15 20:11 万历野获编 明史•浦鋐传 文登县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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胶东半岛东部区域在古代称“登州”,这一点,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。

查诸史料,半岛之“登州”,始置唐高祖武德四年。当时,趁隋末天下大乱而占据文登一带的地方豪强淳于难主动归属唐朝,于是,“武德四年九月,乙卯,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,置登州,以(淳于)难为刺史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)

关于淳于难其人和唐初登州存废复设的经过,此前曾有过专门讨论,细节就不再赘述。本文之所以又提及这段历史,主要是想借此引出“文登郡”这个概念。


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,“登州”这个区划名称的由来,与“文登”有着密切关联。虽然后来登州治所迁至蓬莱(此前登州一度裁撤,后复设于牟平,又迁于蓬莱),但在唐宋时期,不少文献仍以“文登”作为登州之别称。而为了与“文登县”相区别,它们便采用了“文登郡”的概念。

比如,唐代的《通典》中就有“今文登郡文登县”的字眼,《十道志》(《太平御览》引述)中也说:“登州,文登郡。汉牟平县,属东莱郡。”北宋时期修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亦曰:“登州,文登郡,今理蓬莱县。”

由此可见,“文登郡”在唐宋之际,是一个的确存在过的称谓。


在登州设立之初,以“文登郡”来代称“登州”并无不妥。然而,由于治所迁移蓬莱,加之文登本身又是一个县级区划,“文登郡”的概念难免会让人混淆。因此,这一称呼后来逐渐淡化,宋代以后,鲜见于地理史籍。

实际上,唐宋时期,“文登郡”的概念虽然存在,但官修史志也一般不予采用,而是称之为“东牟郡”(东牟郡的建置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,大体也以半岛东部为辖区,唐代一度改登州为东牟郡,后又改回)。


如《新唐书•地理志》载:“登州东牟郡,中都督府。如意元年以莱州之牟平、黄、文登置。神龙三年徙治蓬莱。”《宋史•地理志》载:“登州,上,东牟郡,防御。崇宁户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三,口一十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四。”

受此影响,明清时期的文士,也多以“东牟”作为雅称。比如,清代登州府知府戴肇辰之子戴燮元就曾写过一本《东牟守城纪略》,此处的“东牟”,即指登州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明代,“文登郡”的概念虽然早已淡化,但多少仍能看到一些端倪


比如,《明史•浦鋐传》载:“浦鋐,字汝器,文登人。正德十二年进士。授洪洞知县,有异政。嘉靖初,召为御史。”

然而,根据《山东通志》和《蓬莱县志》等史料记载,浦鋐为明代登州卫人(军籍),住在蓬莱(现蓬莱城西有浦家洼村,即浦氏祖居地),其考中进士后,在当地还建有牌坊,去世后亦葬在蓬莱,与“文登县”并无关联。由此推论,《明史•浦鋐传》中的“文登”,要么为“登州”之讹,要么是采用“文登郡”之旧称了。


而清代的《文登县志》未加详察,遽以《明史》为依据而将“浦鋐”列入文登籍进士名录中,以讹传讹,延续至今。笔者曾询问过浦氏后人,他们对清代《文登县志》收录“浦鋐”一事也颇感不解。

类似的例子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也能看到。该书在“惧内”一节中这样说道:

“至如今上初,蓟帅文登之戚少保继光、今宁夏帅萧都督如薰,皆矫矫虎臣,著庸边阃,俱为其妻所制。”


如果说大家对“浦鋐”还不太熟悉的话,那么,抗倭英雄戚继光则可谓家喻户晓了。笔者最初看到“文登之戚少保继光”这个称呼,还误以为《万历野获编》属于粗鄙之书,待细看其他内容,方觉作者(沈德符)学识丰富。

作为当时名士,沈德符不应该不知道戚继光为“登州卫”人。他之所以用“文登(郡)”来代替,或许是因为明代实行军民分治,登州卫不等于登州(府),而“登州卫”三个字又显繁琐吧。

不过,戚继光毕竟是一代名将,其“登州卫指挥佥事”的世家出身广为人知。因此,《万历野获编》虽然有“文登之戚少保继光”的称谓,但后世也并没有将之误解为“戚继光是文登人”了。